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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不曾体会过普通人应有的心态,他很难知道自己其实是特别的。在我偶然拍了大脑的正电子图之前，我不知道自己和变态杀人犯有着相同的大脑模式,在掌管感情相关的领域脑功能受损，像是弥补一样，思维相关的脑域则要更加发达。也就是说,我比普通人要更无情，也更聪明。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出色的变态杀人犯预备役了。

    在这种情况下，从小到大,我一直是老师家乡眼中品学兼优的好孩子，我的人缘也很好。虽然我心里没有什么最好的朋友这种概念，但很多人都称呼我为他们最好的朋友。男孩子们喜欢和我一起运动，是的，我的运动神经也很发达。女孩子们喜欢我,喜欢我出色的运动天赋，喜欢我在学业上表现出的超高智商，当然，她们可能也喜欢我的长相，不过这和我那该死的大脑没有什么关系。

    知道我有一个连环杀人犯通有的大脑这件事是个意外，我的父亲是一名资深刑警，他的老搭档是犯罪心理学的专家，同时也参与了有关犯罪与大脑的科研。他们俩一起来医院看我的时候发现了这件事，这件事还传到了学校里。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自己的认知被全盘颠覆。在那之前，我从没想过我可能是个坏人——我还拿过几次三好生。

    可当我知道这件事之后，这个世界在我眼前天旋地转，尔后变成了另一番模样。

    当我意识到自己焦躁易怒，我就会成倍的焦躁易怒。我在学校和谈及我这该死大脑的男孩打架，打的很凶，然后被我爸拎回了家。

    青春期的男孩打架，多么正常的事啊，但因为我的不正常，这件事在我爸眼里并不普通，开启了我爸和我数十年的僵持。他很怕我会变成一个变态杀人犯，对我的监管相当严格，我妈差点因为这件事和他闹离婚。

    在我这件事上，父亲和母亲是两个极端，父亲做着最坏的打算，每一步都极力避免容易让我变成杀人犯的选择，母亲则相反，始终认定我是个温柔善良的孩子，恨不得给我完全的自由。

    老实说，父亲的过度不信任和母亲的过度信任都使我痛苦，但他们俩的不放弃让我咬牙坚持了下来。

    因为这件事在学校传开，我在高三那年出国了。出国的那段时间，心理医生的诊疗让我的情况稳定很多，我开始有意识地学习调节自我的方式，避免偶尔被暴力冲动占领脑子，做出可怕的事来。

    我的堂妹比我小七岁，他们一家人都在国外，来自纯真善良孩子的亲近，最终也打动了我这副铁石心肠。

    亲人的陪伴对心理变态者到底有没有？答案是有。但这个作用太过微小，只有病人自己能感受到。可如果这是一位十分想变成正常人的病人，这一点微小的变化便是希望、是曙光。

    当然，我并不建议男男女女们对心理变态者来个爱的感化。不是我鄙视爱情的伟大，而是世事往往如此，能当成圣人的不是爱人，而是父母。当然也有例外，只是十个人里若有一个是成功的例外，往往便有九个悲剧收场。

    父母在帮助心理变态者这方面又有天然的优势，童年时孩子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心理变态者也不是个十足的心理变态，虽然作用机制还不能完全明确，但一个幸福童年对心理变态者的作用是正向的。比如我。起码我到现在为止都无愧于心，不曾在杀戮的快感中失控，不曾伤害任何一个无辜的人。

    但只要我还活着，我便不敢断言我今生一定是个好人。事实上，我时常有杀人的冲动，只是通过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忍耐下来。考虑到大家看到这本书时我应该已经结束这特别的一生，希望大家看到这样的剖白也不要太害怕，这个变态已经死啦，他不会再伤害任何人。

    我很想相信自己可以将自控做到最好，用不犯错，但墨菲定律从某个角度告诉我们，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可能有错误。我不敢打这个包票，只有我死的那一天，我才能知道，我今生是否是个好人。这是一本注定写不完的书，我希望能请我的老搭档杜风为我结尾，顺便为我下个评判——宋却这辈子到底有没有活成一个好家伙？

    哦，大家应该还不知道杜风是谁，请容许我稍后再为大家介绍。

    我在国外攻读了心理学的学位，期间结识了我的好友兰斯·怀特，他是脑科学领域的专家，在我后来的研究中给予了我许多帮助。

    回国以后，我开了一家心理诊所，帮助那些和我一样生病的人。偶然的机会下，我成为了警局的顾问，我的老搭档杜风便是那里的刑警。虽然在我们合作的那些年里，我时常嘲讽他的能力，但在我遇见过的同行里，他是少数能始终保持初心的人，对我影响良多。

    其实我不是个寻常意义上的顾问，至少别家顾问不会拿着枪冲在最前头和犯人搏斗。当然，我这样做不是因为警局剥削我，而是出自我那点阴暗的个人爱好。

    因为大脑，我时常渴望暴力，这是一种不能放纵的欲/望，可一味的忍耐只会让这种欲/望愈演愈烈，我需要适当的宣泄，而那些过了线的犯人就是我的猎物。这样一说我好像确实是个连环杀人犯了，只不过我的每个受害者都是变态杀人犯。但我可以发誓，向任何人发誓，我从未在不合法的情况下剥夺任何一位杀人犯的性命。那些死在我枪下的犯人总是暴力逃捕，肆意伤害我脆弱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