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多事之秋

    上回讲到天启帝朱由校及其妃子们共同双修玄功合成巨人，又得催木匠传功后变化无穷，无孔不入。

    就这样，那位变化成“夜猫子”到处乱飞且无处不在的“王妃娘娘”忙了一个晚上，直到黎明过后，迎来晨曦，才在一缕旭日金辉照耀下，很不情愿地退回了体内，切换成夫君朱由校来接班，但昨晚经历则共享。

    于是，朱由校就变回了原来的模样，并大摇大摆地向着“乾清宫”而去，与半道上碰面的官员打起招呼，准备进宫面圣，共同商议朝政。这是因“夜猫子”昨晚全面俯瞰了北京城布局后，由朱由校临时决定。

    其实，明朝皇帝一般都是在“太和门”、“乾清门”上朝，时称“御门听政”，而当有比较紧急或重要的事情时，则皇帝们会在“乾清宫”召见大臣开会。这次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东北后金的攻势太猛，边关告急。

    其实，天启帝朱由校自己心里也清楚如今的大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因为自己当这七年皇帝，没有一天当得开心的，不是这里发生洪涝、旱灾造成流氓、饿殍遍野，就是那里官逼民反，甚至勾结倭寇作乱？

    更要命的是崛起于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一直进攻着明朝卫所，将明朝管理东北地区军政的“奴儿干都司”打的稀巴烂！在此之前，明朝的统治范围还包括整个外东北、库页岛，且永乐年间也是常年派兵驻守着。

    在另一个时空发生的事情就是，天启帝朱由校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但因被jian人所害无儿女活着，加上其所有兄弟中也只有信王朱由检还在世且已成年，本着“国不能一日无君”教条，只好传位给同父异母弟。

    天启七年（西元1627年）正月十三日，朱由校敕“后府”及吏户礼兵部：“朕弟信王（后为崇祯皇帝）年已长，其岁禄万石，今居京师，岁支米三千石，钞万贯；待之国后，米全支。并选王府官员，今在京，先给校尉三百，军一百。”彼时空的朱由校没有遇到催木匠，因此只能跟着历史车轮随波逐流了。呜呼哀哉。

    同年，明朝因自身财力困窘且边关“将相不和”，不得不召还“经略”王之臣，埋下隐患。明军宁远大捷，袁崇焕升任巡抚，与总兵满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满桂还。“经略”即“经略使”，统领军务，事毕即罢。

    及王之臣代高第为经略，复奏留满桂，袁崇焕又与不协。朝廷虑败事，命王之臣督关内，袁崇焕督关外，划关而守。袁崇焕虑廷臣忌己，乃上书请“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袁崇焕担心朝廷害怕自己有异心。

    朝议以袁崇焕、王之臣不相能，召王之臣还，罢经略不设，以关内外尽嘱袁崇焕，与镇守中刘应坤、纪用等便宜从事。王之臣遂于天启七年（西元1627年）二月二日加封太子太保还部，继续留在辽东军营。

    西元1627年，东北女真族所建立的后金政权兵围锦州。后金方征朝鲜，袁崇焕遣将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赵率教驻锦州，护版筑。朝命尤世禄来代，而以左辅为前锋总兵官，驻大凌河城。

    世禄未至，辅未入大凌，后金大军乃于天启七年（西元1627年）五月十一日抵锦州，四面合围。明朝大将赵率教偕“中官”纪用缨城守，而遣使议和，欲缓师以待救。使者三返不决，围益急，缓兵之计不行。

    锦州被围时，后金已于二十八日分兵再攻宁远。袁崇焕与中官刘应坤、副使皆自肃督将士登陴守，列营濠内，用红衣大炮距击。满桂亦率尤世禄、祖大寿以兵来救，大战于城外，互有杀伤，满桂身被数矢。

    后金军见事不利，旋即引去，益兵攻锦州，锦州亦未能攻下，遂以酷署还师。整个交战过程发生在西元1627年五月二十八日早晨，后金军到达宁远城，展开激烈攻守战。萨哈廉、瓦克达等部都被明军重创。

    明军城上城下互相配合，炮火、箭矢齐发，使皇太极大帐被炸毁，济尔哈朗等受重伤，使后金军死伤惨重，被迫撤兵。次日，皇太极攻宁远不克，又转攻锦州，结果依然是一无所获，被迫撤军，思考对策。

    天启七年（西元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熹宗朱由校病死。两日后，信王朱由检遵遗命即皇帝位，颁诏天下，改明年为崇祯元年，是为思宗，时十七岁，九月追谥生母贤妃刘氏为皇太后，册妃周氏为皇后。

    九月初六日，“户部尚书”郭允厚奏陈：“国讳印色蓝易浓溷，请钱粮事独朱印”，思宗允准，增强防伪。

    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诏谕：“连年加派，水旱频仍，商困役扰，民不聊生，朕自御极以来，孜孜民力艰苦，思与休息。今将苏杭现在织造解进，其余暂停，以示敬天恤民之意。”天启七年崇祯“诏止苏杭造织”。

    天启七年（西元1627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总督仓场“户部尚书”苏茂相核查京军粮饷：“京军每年放三百余万石，今京通二仓米只有二十六万九千五百七十三石，目前犹以旧积支吾，后将何继？

    锦衣卫官于万历间仅一万七千七百六十余人，逆珰增补，现有三万六千三百六十余人，多支米二十七万。文思院匠，官册七百五十三人，今增为三千二百八十八人，多支米三万余石。乞请查覆，思宗允从。”

    天启七年（西元1627年）十一月六日，“阉党”魏忠贤在直隶河间府阜城县自缢而死，即“诏定逆案”。

    天启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命定“魏忠贤阉党逆案”。时，员外郎王守履等奏，魏忠贤逆党：文臣崔呈秀、田吉（兵部尚书）、吴淳夫（工部尚书）、李夔龙（副都御史）、倪文焕（太常寺卿）号称“五虎”；

    武臣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东厂理刑官）、杨寰（镇抚司理刑官）、崔应元（锦衣卫指挥）号称“五彪”。崇祯皇帝命下“五虎”、“五彪”于法司议罪。

    刑部议：“除崔呈秀已死外，吴淳夫、倪文焕当削秩、夺诰命；田吉、李夔龙禠职；田尔耕、许显纯当逮论崇祯元年六月伏诛；杨寰、孙云鹤、崔应元等削夺。”崇祯皇帝以为“未尽其罪”，命“再议”。

    至是乃定：“李夔龙、吴淳夫、倪文焕、田吉等追调遣戍；田尔耕、许显纯论死；崔应元、孙云鹤、杨寰戍边。时大学士韩火广等不欲深究树怨，故诸人所拟之罪较轻。这说明“东林党”笑到最后，影响朝政。

    崇祯二年（西元1629年）三月，重定逆案，“五虎”、“五彪”皆处死，毁“魏忠贤生祠”发生在其它时空。

    之前的天启六年（西元1626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在西湖首创为魏忠贤建“生祠”，自此各地官吏争相效尤，生祠几遍天下。阉党为建生祠拆毁民房，强迫百姓尊奉魏忠贤，入祠不拜者都要处以死刑。

    天启七年，崇祯即位，诛灭客、魏集团，于同年冬，下诏：“天下所建魏忠贤逆祠，悉行拆毁变价。”

    这些便是最近时日几场“大朝会”的内容，而崇祯帝朱由检也没想到自己的同父异母兄会来参加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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