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7章：实力决定一切，非唯武器论

    上回讲到“通事”在明、清两朝对外贸易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一环，但决定国家外贸政策的仍然是实力！

    西元17世纪初，葡萄牙人在远东的商业霸权已开始衰落，因为他们的商船在远东屡次遭到荷兰舰队的劫掠。同时，葡萄牙人也想联合英国人的力量来牵制荷兰人，好继续保持自己在对华贸易中的领先地位。

    但是，英国人不傻，不甘心被别人拿来当枪使，于是决定另辟蹊径，打开局面，甚至企图借助于长期垄断对华贸易的葡萄牙人来打入中国市场。这就是西方列强之间的一切合作与否都必须基于利益分配上。

    西元163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同占据了印度果阿的葡萄牙总督达成协议，并同意让英商自由出入澳门与中国明朝从事贸易。同年的12月12日，英王查理一世颁布训令，任命威德尔上尉为指挥官，率领6艘船舰前来中国。威德尔船队于西元1636年4月14日从伦敦启航，6月27日就到达了澳门以南的十字门外停泊。

    由于英国商船突然到来使得葡萄牙人感到很为难，因为他们担心英国人会趁着自己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一时脑热就把“老欧洲人”的臭毛病展露无遗，甚至蛮狠地在中国海域炫耀武力，让中国人觉得反感。

    于是，葡萄牙人趁机在明朝官员面前极力底毁英国人，说英国人就是“红毛鬼”或“红毛夷”（荷兰人），企图前来捣乱，应予以驱逐。同时，葡人又从澳门派出巡逻艇在英船附近巡弋，并阻止英国人进行贸易。

    威德尔见到在澳门贸易已无希望，便于7月底启碇前往广州。同年8月8日，英船到达虎门外的亚娘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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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ai)停泊，被发现后，引起明朝水师的虎门炮台守军鸣炮示警，要求英国商船立刻离开广州海域。

    可是，威德尔蓄意挑起事端，并下令扯下圣佐治贸易旗，升起英国国王的军旗，并摆出一副准备战斗的架势，随即指挥船队炮轰虎门炮台。攻上炮台后，英军扯下中国军旗，挂上英王旗帜，并拆下了35门大炮，作为战利品搬到船上。英船继续深入广州内河，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激起明朝广州当局愤怒。

    同年9月10日，广东海防当局派出3艘战船冲向英国船队，发射火炮和火箭，迫使英船仓皇溜走。但威德尔对侵犯珠江内河航道不仅毫无自责之意，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滥施暴虐，以为自己實力已天下無敌。

    到了九月19日，在虎门地区纵火烧毁了三艘中国帆船后，英国人焚毁了一个市镇，并抢夺了30头猪。

    到了9月21日，英国人又攻占并炸毁了虎门“亚娘鞋炮台”，并焚毁了大帆船一艘。当威尔德在虎门犯下了如此罪行后，觉得不好同中国方面打交道了，便将船队驶向澳门，请求葡人出面，替自己与明朝转圜。

    11月22日，英商在广州答应了中国的要求，愿赔偿白银2800两，毕竟这也是葡萄牙人尽力从中斡旋的结果。30日，威德尔向中国官员提交了一份保证书，对虎门事件表示歉意，并保证完成贸易后即行离去。

    据此，明朝广州官员决定对其不予追究，并责令其贸易结束后尽快离开中国境内海域。12月29日，威德尔船队离开澳门并启程回国。就这样，中英之间充满火药味的第一次交往就此结束了，让人哭笑不得。

    面对人数众多的明军，仅少数侵略军、武器也并非特别先进的情况下，英国殖民者是根本不可能打得过明朝水师的，更何况在葡萄牙帝国实力最强大时，也得通过“贿赂”的方式，才能在明国有了一席之地。

    因此，好不容易得到了“澳门”这个落脚点的葡萄牙帝国是绝对不愿意看到如日中天的英国人成功将生意做到中国家门口的，毕竟这严重威胁到自己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搞不好还会受托累而失去“澳门”。

    大明朝拥有对澳门的主权，并通过和葡萄牙的经贸交流，在税收方面、武器引进方面都有着优势和不少好处，故懒得理会其它欧洲列强。特别是嘉靖当时倚重汪竑，开展的“仿制佛朗机铳炮运动”非常成功。

    汪竑仿造佛朗机铳炮后，立刻受到嘉靖皇帝青睐，迅速提拔他为“兵部尚书”、“礼部尚书”，从而成为大明历史上唯一一位一肩担两职的大臣。要知道，“礼部尚书”乃是六部之首，而“兵部尚书”可是政权的刀啊！

    同时拥有这两个职位的人，其地位虽无“首辅”重要，但实际权力也并不比“首辅”差多少了。而汪竑也大刀阔斧地、不怕得罪人地推行仿造佛郎机铳炮的运动，使佛朗机铳炮从东南沿海到九边重镇、从北部长城一线到南部天涯海角，在整个大明朝开始遍地开花。这让明朝的军事实力骤然增强，并化解了不少危机。

    各种佛郎机铳炮的变形武器层出不穷，后来在俞大猷、戚继光等人推广下，各种阵法也是层出不穷。

    靠着大规模仿制的“弗朗机”，大明在抗倭、对蒙作战中取得了不少胜利，让明朝君臣迷信武器重要。

    然而，后世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正是因为这种思维，导致明朝中后期“唯武器论”的错误思维出现了。

    主要的表现就是大明朝的“消极防御政策”变得和宋朝一样“以守为主，以进攻为辅”，让后金步步紧逼。

    虽然火器发明于南宋，但火器根本无法抵挡铁蹄，“唯武器论”在任何时代都是错误的，因为它忘记了“武器是人来使用的”，如果吏治不修、胆气不强、头脑不灵光且浑浑噩噩，武器其实和“烧火棍”也差不多。

    关键就在于，晚明时代的吏治已经腐败，整个官场遍布自私自利的党争，人人不再是为国家朝廷效力，而是为自己的阿堵物来奋斗。都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其实，这或许明朝晚期的情况一样。

    就是当时“精神力量”强大的东林党也是如此爱钱，否则在崇祯帝上台后下令诛杀宦官魏忠贤等“阉党”时，对其抄家的3700多万两银子怎会不见？他们中有许多人也是为了自己的党派利益而胡乱指挥瞎作为。

    崇祯皇帝面对“官场如商场”的情况，实在忍无可忍，于是谁也不信任，并一次次地更换“首辅”，一次次地贬斥手下，最终也落得个孤家寡人，等大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皇帝老子或许只相信那些死的武器了。

    这个时候，葡萄牙的武器和军事力量展现在一些还想为国为民为朝廷为皇帝分忧的人眼中，毕竟在儒家思想坍塌的情况下，请葡萄牙出兵成为挽救天下最直接的方式，只要给钱就能办事，还不用担心反叛。

    “隆庆开放”后的晚明，在商品经济冲击下，特别是“王阳明新儒学”学派的冲击，“理学”开始坍塌。“宋明理学”最关键、最核心的地方，也是最受到统治阶层支持的所在就是“忠君爱国”，但却挡不住私利诱惑。

    那么，随着心学冲击、商品经济冲击，自我就成了主体，什么皇帝、国家的排序也就没有自我重要。

    本来，“此心不动，随机而动”是王阳明心学中最厉害之处，但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权力至上的大环境下，儒家包括心学其实也只能坍塌了，毕竟中国“家天下”的封建王朝，越发展到最后就越专制腐朽。

    王阳明创立“王学”的本来目的、根本目的也是忠君爱国，但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人们的思维变了，而“王派心学”反而成了摧毁儒家的利刃，真是让人觉得好笑，反衬出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既然儒家思维已经坍塌了，那么，许多儒生也就不再认为儒家是不可以改变的，变如为道、为佛很正常，因为两者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但变儒为欧洲宗教却比较少见，但这在晚明、南明时期却并不少。

    例如徐光启、郑芝龙、孙元化等一大批弃儒而进入天主教的人物。尤其是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教名弥格尔），乃是明末“在华天主教三大柱石”，而徐光启更是在华耶稣会最大也是最有力的保护者。

    徐光启入教会，是入华的耶稣会在利玛窦等人的“上层路线”指导下的最大成果。他们用了8年的时间，从西元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到西元1603年，终于使徐光启皈依为天主教徒，教名为保禄（paulo）。

    西元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徐光启考中进士，成为翰林院庶吉士，最终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内阁次辅。可以说，崇祯时期火炮技术从澳门被引入、仿造和葡萄牙雇佣兵被组建（27人中12人阵亡、15人在登州城破后逃出）等事件，几乎都是徐光启、孙元化（教名依纳爵）等人组织，为挽救明朝。

    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等都是西方火器在华传入、引入者，特别是孙元化。他们以澳门为核心，组织了数次西方武器地引入，同时澳门的葡萄牙人、中国人也相继投入保卫明朝的战斗中。

    但最终，武器再好也是需要人来使用。所以，晚明在“党争”大环境下，财政、军事实力、对皇帝和朝廷社稷的忠心、对儒家天下的信仰坍塌下，无可挽回地失败了。想要避免明朝崩溃，只能彻底改革政治。

    虽然，葡萄牙从澳门发兵并携带着最先进的武器来为明朝效力，但明朝最终还是亡了。由此可知，武器只能让奋进的人成功、更强大，而不能让身染重病的人的变得健康、强大。故，“唯武器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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